中國外貿版圖上出現了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：江蘇省的年度貨物出口總額長期高于浙江省，但在衡量外貿凈效益的關鍵指標——貿易順差（即出口額減去進口額的差額）上，浙江省卻顯著超越江蘇省。這一反差背后，是兩省迥異的經濟結構、產業定位和發展路徑的集中體現，而蓬勃發展的電子商務，尤其是浙江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跨境電子商務生態，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“放大器”和“轉換器”角色。

一、 核心差異：產業與貿易結構的“源”與“流”

1. 江蘇模式：出口驅動，大進大出
江蘇省，尤其是蘇南地區，是外資密集型制造業和先進制造業的高地，電子信息、集成電路、機械設備等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突出。這種產業結構決定了其外貿的典型特征：

• 加工貿易占比高：需要大量進口高端原材料、核心零部件和先進設備（如芯片、精密儀器），經過加工組裝后再出口成品。這一過程創造了巨大的出口額，但同時也產生了規模龐大的進口額。

* 價值鏈位置影響：處于全球產業鏈的“加工制造”環節，附加值獲取能力相對有限，大量利潤被上游的研發、設計和下游的品牌、銷售環節占據。
因此，江蘇龐大的出口額背后，是與之匹配的、服務于生產的巨額進口，導致順差被“稀釋”。

2. 浙江模式：民營主導，自主品牌出海
浙江省的經濟底色是強大的民營經濟和塊狀產業集群，如義烏小商品、溫州鞋服、寧波家電、紹興紡織等。其外貿特征表現為：

• 一般貿易占絕對主導：產品從研發、設計到生產、銷售，產業鏈條相對完整，對進口原材料和設備的依賴度低于江蘇的加工貿易模式。

* “賣全球”與“買全球”的不對稱性：浙江制造的生活消費品、輕工產品直接面向全球終端消費市場，出口動力強勁；而所需進口的多為初級原材料或特定設備，規模相對可控。
這就為形成大規模貿易順差奠定了結構性基礎。

二、 關鍵變量：電子商務的“催化劑”效應

電子商務，特別是跨境電子商務，并非簡單地將傳統貿易線上化，而是深刻重構了貿易鏈路、提升了貿易效率、并創造了新的貿易增量。在這方面，浙江的先發優勢和生態優勢被無限放大。

1. 直接賦能：跨境電商引爆“浙江制造”出口

• 渠道扁平化：通過阿里巴巴國際站、速賣通、Temu、Shein（雖非浙江本土企業，但其供應鏈深度依托浙江）等平臺，浙江中小制造企業得以繞過傳統冗長的中間環節，直接觸達海外中小批發商乃至終端消費者，大幅降低了出口門檻和成本。

• 數據驅動與柔性供應：電商平臺積累的海量數據，幫助浙江工廠敏銳捕捉全球消費趨勢，實現小批量、快反式的柔性生產，極大增強了“浙江制造”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和適應性。

• 品牌化出海：一批浙江企業通過跨境電商渠道，從代工貼牌走向自主品牌建設，提升了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和利潤空間，進一步鞏固了順差基礎。

2. 生態加持：浙江電商服務業的全球網絡
浙江不僅擁有全球最大的電商平臺，還培育了完整的跨境電商服務生態：支付（支付寶國際）、物流（菜鳥網絡）、數字營銷、海外倉等。這套體系像“基礎設施”一樣，賦能全省乃至全國的外貿企業，但近水樓臺的浙江企業受益最深、應用最廣，使其出口如虎添翼。

3. 對比視角：江蘇電商應用的相對滯后與不同側重
江蘇的制造業企業規模較大，客戶相對集中（如大型跨國企業），傳統B2B大宗貿易模式根深蒂固。其電子商務應用更多側重于供應鏈管理、智能制造等生產端（工業互聯網），而在直接面向海外消費市場的B2C、小B2B跨境零售電商方面，其活躍度和滲透率整體上不及浙江。這使得江蘇在利用電商渠道“開源”（擴大終端出口）和“節流”（減少中間成本）方面的潛力未能充分釋放。

三、 綜合影響：順差差距背后的邏輯閉環

可以勾勒出這樣一個邏輯鏈條：
浙江憑借 “一般貿易為主的結構” 提供了高順差潛力 + “極度發達的跨境電商生態” 將這一潛力徹底激活和放大 → 實現了 “出口額增長與順差擴大”的同步高效轉化。
江蘇則因 “加工貿易比重高” 導致順差天然被進口對沖 + “電商應用偏向生產端與內貿” 在直接創造外貿順差方面的效能相對較弱 → 呈現出 “出口額大，但順差相對不高”的結果。

結論與展望

江蘇與浙江貿易順差的差異，本質上是兩種經濟發展模式在外貿效益上的投射。浙江通過電子商務，成功將其民營經濟的活力與全球消費市場無縫對接，將制造優勢轉化為強大的貿易盈余能力。江蘇則在穩定出口大盤、攀登產業鏈高端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隨著全球貿易數字化轉型加速，兩省也在相互借鑒、融合發展。江蘇正大力推動“跨境電商+產業帶”模式，助力本土優勢產業通過新渠道出海；浙江則在鞏固消費端電商優勢的向B2B領域和供應鏈上游持續深化。這一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格局，共同推動著中國外貿向更高質量、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。